中国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与之相适应，中国高等教育也正在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不仅是呼唤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公平的时代，更是以时代的强音呼唤代表中国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自1978年年底开始的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使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不可阻挡地走进中国，这使中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其关键是靠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具有世界一流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术领军人物和拔尖创新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代，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战略问题之一，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跨越式发展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大学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我们计划用20年达到某个标准，但是它们20年后可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它们现在前进的步伐并不比我们慢。所以，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想真正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必须通过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使得我们的一流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跨越式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
尽管不容易，跨越式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跨越式发展是原有的旧平衡的突破和新格局的形成。因此，按照辩证法的思想，跨越式发展是规律性的东西。从中世纪第一所大学---意大利波隆那大学诞生到17世纪，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一直在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18世纪英国的大学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欧洲的老大学。而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提出并在德国的大学中采取了新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学者所向往的学术高地。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学者开始了长达六七十年的留学德国的浪潮，为美国高等教育后来通过跨越式发展超越欧洲大学奠定了基础。
跨越式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有过先例。如果说北大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中，作出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贡献，也是由于北大经历了几个跨越发展的阶段。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学术气氛沉闷，学术水平很低，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内蔓延。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式发展。他借鉴德国的洪堡思想和世界各国大学的办学经验，强调大学的学术自由，主张对不同学派兼容并包。在当时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蔡元培的主张兼容了新思想，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特别是在用人体制上，蔡元培上任之初就辞掉很多没有学术才能的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李大钊请来任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夏元瑮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相对论物理学的人，还有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人。陈独秀等人在当时是喊民主、科学最响的人。李大钊则是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系统地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进步思想，引导社会潮流。这一步跨越非常重要，从办学理念到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上的跨越，使得北大产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改造，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正如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所说：“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大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的人们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看清了道路，获得了希望。”北大在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也实现了一次在当时条件下的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百年校庆后实施“985工程”以来，北大又同全国高等院校一道实现了一次新的跨越。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跨越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跨越式发展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不仅努力在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而且在更深层次的竞争中，就是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我们的大学现在努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一定要创造出相应的体制和环境，使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出聪明才智和创新潜力。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发展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因此，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和体制机制上，还要体现在大学日常活动的操作对象上，即文化、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这在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中比比皆是，那些产生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果都是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和跨越的结果。这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的王选院士正是绕过了照排的二代机和三代机在机械、光学等方面的巨大技术困难，大胆选择了别人不敢想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才取得了成功。西方从1946年发明第一代手动式照排机，花了40年的时间，经过二代机和三代机的兴衰，到1986年才开始推广激光照排机。王选院士1976年提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一步跨越了40年，今天看来，最可宝贵的，正是这种具有凌云气概的科学技术跨越。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具体哪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根本利益的关键战略问题。
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涉及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这一竞争中，影响到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最具战略意义的要素，如科学、知识、技术、人才等，都是跨国界地流动着的，都是跨国界地组织着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常深远。
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其学术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车和飞机，而在于美国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具有400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上百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2002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一次谈话中，也强调了美国大学在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美国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具有领导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美国工程科学院1986年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1972年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中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只有10%是外国人，而到1985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55%。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里，外国人所占比例高达2/3。在这些来自国外的工程技术专家中，有75%的年轻教授都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该报告指出，这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在制订移民法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一点。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会聚各方面的杰出人才，探讨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美国以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从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拔尖人才，也从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据统计，欧洲国家每年去美国留学的青年学子中，有一半的优秀人才留在了美国。国际竞争力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各个学科的拔尖创新领军人物是跨国界流动的。他们倾向于流动到最有利于发挥他们效用的地方。一流大学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学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会聚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各方面领军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也应该是一种国家战略、一种国家行为，必须由国家重点支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很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比较含蓄地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我想他是指1870年前后那几十年，在那几十年中，德国的大学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他说：“显然，如果我们的大学停留在二流或三流的水平，德国就无法取得绝对一流的研究成就。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能够与斯坦福、哈佛或美国、日本的其他一流高校抗衡。从世界水平对比来看，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魏玛时期德国高校那种声望。我们的高校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一定要建设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发展特色和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大学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是在二战以后。1900年到1930年间，世界上9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只有4人。到1941年年底，全世界的1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10%左右在美国。而二战以后这几十年来，大部分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在美国大学里学习或工作过。从1989到1998这10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美国学者占了2/3。
这与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即把一流大学的建设同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通过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囊括了世界上大量的优秀人才。因此，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具体哪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根本利益的关键战略问题。要真正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新的高度上来认识。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国家开始实施的“985工程”，使得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
我们要善于以清醒的头脑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大学跨越式发展的经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先进经验。
大学是人类文明之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大学的许多办学要素是跨国界流动的。没有世界的眼光，就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更谈不上如何建设了。一个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一个深刻认识到学习的力量的民族。翻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崛起。作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为什么能够突然崛起？罗素接着写道，其实，早在古希腊文明崛起之前，文明的很多要素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远远早于古希腊。希腊文明的崛起主要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结果，并在学习中借鉴、继承、提高和发展。
因此，我们要善于以清醒的头脑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大学跨越式发展的经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先进经验。美国的大学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与它们善于学习密切相关的。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时，很多美国人都去德国留学。在19世纪，美国的这股留学德国的潮流持续了很长时间。分析一下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美国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强国，与美国的大学这种开放的态度是分不开的。美国的大学起源于1636年创立的哈佛学院，哈佛建校初期规模非常小。1860年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为缓慢，200多所院校大多是按照英国大学模式建立的，以培养绅士和传教士为主要任务。通过学习德国的高等教育思想，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真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然，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是分不开的。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被扫除，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与此相适应，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批新大学应运而生。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在这个“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个大40年”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新建立的院校，可以说是美国新一代的大学，是按照德国洪堡思想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创校校长几乎都是留学德国的学者或深受德国洪堡教育思想影响的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借鉴德国思想，首创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时期，美国其他老牌大学也都以开放的心态，开始启用留学德国的学者当校长。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是很开放的，哪个国家的东西好，就把它拿来学习、借鉴，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按照洪堡思想建立的大学是新型的学校，体现一种新的办学理念。美国的大学不仅学习了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而且把这种办学思想制度化。美国的大学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理念，体现在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建设之中，实现了从思想到制度的跨越。而提出洪堡思想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却慢了一大步，德国大学最早的研究生院建立于1984年，比美国晚了100多年。
蔡元培先生能够在北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他早年留学德国，并对欧美许多国家进行过深入的学术访问与考察。斯坦福大学校长来北大演讲的时候说，从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讲，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在办学理念上与北大具有同源性。他指出，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缔造北大的重要人物，他留学德国多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深受德国大学办学思想的影响，他对北大的贡献与他的这种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世界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中国两年多，其中很多时间是在北大讲学。回到美国后，他撰文把北大的蔡元培同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的校长作比较。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的论断是中肯的。蔡元培领导北大实现了一个跨越，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这与他的深刻的国际理解和开放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大学应具备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
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都有一流的学术声誉、若干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和若干全球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流的生源和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强大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世界一流大学大多还有对国家和社会进步，乃至对全人类发展的突出贡献。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硬性指标。国际高等教育界对于这些指标基本上是认同的，尽管在如何测度这些指标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流大学更重要的还要有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一流的校园文化和软环境。目前，我们对硬件建设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对一流大学应有的良好学术风气、学术精神、大学文化的关注还不够。大学应该有一种精神，应该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在这方面，仅靠硬件投入是不行的。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杨振宁和黄昆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材料。杨振宁讲，即使在办学条件很艰苦的年代里，在西南联大的6年学习生涯对他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他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的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众所周知，当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们都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对大学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努力在学校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吸引和造就人才，发挥人才的潜力，引导年轻一代追求科学、追求真理。
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作更深入的研究。在过去的近60年时间里，我们培养了多少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多少人文大师？多少科学大师？存在哪些成功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办学理念上，我们应该探讨如何形成更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土壤，我们不但要能够吸引人才，而且要让他们能够成长并开花、结果，不断产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为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得我们的大学能够对人类的思想进程、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基本前提。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时候，读了一本美国教授鲍尔斯和金蒂斯写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该书尖锐批评美国的教育，指出美国的教育实际上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作者采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这本书是非常“左”的一本书，但斯坦福大学能够容忍它。在美国，这种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大学能够允许这种非常“左”的观点在学校大行其道，这是和它们的大学精神有关的，它们认为大学应该允许人们独立思考。这已经成为大学的一种学术原则。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形成，其最初的主要用意就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国际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在学术上光有民主还不行。民主的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上一边是9个人一个观点，另一边是一个人一个观点，可也许最后证明那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他拿诺贝尔奖，别人却拿不上。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很多的。所以，要保护学术自由，给学者以探求真理的空间，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这种大学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校情，根据学校的历史传统和优势，扬长避短，异军突起，出奇制胜，彰显自己的个性，办出自己的特色。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模式。每个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校情，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传统和优势，扬长避短，异军突起，出奇制胜，彰显自己的个性，办出自己的特色。
关于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曾作过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任何一流大学都有若干学科是一流的，任何一流大学不一定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的确，即使是哈佛大学这样的著名大学，其工程技术学科在美国名牌大学中也不是名列前茅的。有的大学学科非常齐全，例如，康奈尔大学可能是美国学科最为齐全的大学之一，几乎所有的主要学科它都有。还有的大学是另一种办学思路：要办的学科就必须是一流的，要不就不办。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它就把自己已有的各个学科都办好。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也是如此，它关于建筑学院的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斯坦福大学以前有一个较小的建筑学院，在美国大学的建筑学院分专业排名时，它总是排在第10名左右。学校作了一个研究，比较为使建筑学院进入前5名而进行的投资与将同样多的投资应用于其他学科，例如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等建设的效益。结果，学校的决策就是把建筑学院取消，集中精力和资源办好其他学科。这是一种突出特色的办学理念。《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对大学进行排名时有两种分类：一种是综合性质的排名；一种是分学科排名。学科是大学的构成要素，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建设是十分关键的。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学科设置上各有特色，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这类学校，它们在教师队伍建设中非常严格，只给20%左右的年轻教师终身教职，也就是说，只有20%左右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这些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能够在这里获得终身教职。然而，一些州立大学，如伯克利或加州大学系统的其他学校，也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它们会给50%至70%的年轻教师终身教职。这是差别很大的做法。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由于各个大学的历史传统和方方面面的条件不同，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
同样的，一流大学的管理方面也是这样。哈佛同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在管理风格上差别很大。
如果只是在这些学校当两年访问学者或者做个学生，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差别。要认真地去研究它们，就会认识到这种差别。它们的管理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在哈佛，学校的各个学院都是相对独立的实体，而“哈佛”就像一个品牌商标贴在各个学院之上。哈佛在管理上更多的是学院分权制，但是，在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校级行政管理机构会发挥很大的管理决策和整体协调作用。英国大学的管理模式与美国大学有相当大的区别，而欧洲大陆的大学又同英国大学很不同。可见，一流大学的管理也有不同的模式。在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及管理方面，一流大学存在不同的特色，所以不要力求寻找一种统一的最好的一流大学管理模式。管理理论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没有最佳的组织方式”。具体到我们的大学，没有一种最好的对所有大学都普遍适用的管理和组织方式，要根据学校各自的历史传统、学科结构、校园文化等特定情况进行管理，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大学没有特色，就没有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
我们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原则。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校建设的科学定位，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其个性和特色是什么的问题，以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出奇制胜。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个长期的奋斗过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基本思想，通过坚持不懈的奋斗向着世界一流的目标前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育人是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真心实意地关心和爱护师生，培养和造就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是学科建设。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去处理好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冷门学科与热门学科的关系，长线专业与短线专业的关系，自然科学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用科学发展观去处理好德育为先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个性化教育与社会化教育的关系、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要根据当今世界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趋势，在专业教育中，科学地处理好宽口径与专门化的关系。在学科设置中要科学处理综合性与突出学科特色的关系。在办学实践中，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办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使学校的发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实施“985工程”10周年。让我们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勇于创新，不断进取，把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